两年前，在乌克兰战争刚爆发没几天，有一张照片曾让我深受震撼：当时俄军兵临城下，首都基辅西郊的一群平民在试图过伊尔平河逃难时，躲在被炸弹摧毁的断桥底下。桥上桥下，两个世界，但对一个和平安定的彼岸都可望而不可即。

这就是普通人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处境的缩影：日常生活被突然打断，即便舍弃家园，都还未必能安全抵达安全所在，随时可能和亲人失散、在路上丧命，此时人命如蝼蚁，只能拥挤在一些摇摇欲坠的遮蔽物下面，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每次看到网上一些人鼓吹战争，我就会想起这个画面，并对那种论调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因为在我看来，不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想让自己、家人或其他人陷入那种处境。人不应该这样活着。




当然，战争中陷入险境的并不只有平民，士兵的伤亡率高得多，有时是以相当惨烈的方式。《纽约时报》去年刊发了一张惊心动魄的照片，一位身穿俄军制服的士兵骸骨被完全碾压进了土路之中。照片的拍摄者说：

我刚看到时以为只是弃在路上的制服，但仔细检查后，我意识到那是一具尸体。没有任何人试图去移动他。他被多次碾压，以至于身体与路面融为一体。

然而，当有人因此感叹“战争太残酷”时，网上也有人讥诮：“很久没遇到这个装逼犯了。你咋确定那就真是一具尸体？你咋就那么确定是普京干的？你咋就那么确定臭大街的《纽约时报》的信息可信？”

请注意，这是那些战争支持者的关键特质：当你同情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时，对他们而言最要紧的却是立场，是划分敌我阵营。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柏林日记》中记录了二战爆发初期的观感，其中提到一位德国的D上尉也曾反对战争，但他的爱国心却又让他反感英国阻止德国的侵略行为：“为什么英国人要插手但泽，而且威胁如果一个德国城市回归祖国便要开战？……难道我们对于但泽那样的德国城市没有权力吗？”




对但泽的领土争议促成了二战的爆发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

在很多反战辩论家眼中，战争是通称，而她所描绘的影象，则是无名的、通称的受害者。……对于那些认定某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压迫的和不公正的，因而战斗必须继续下去的人来说，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杀和被何人所杀。

反战究竟是反对什么？她认为：“战争的毁灭性本身不能成为反对战争的理据，除非你认为（就像有些人确实认为的那样）暴力永远没有正当性可言，认为武力永远是、并且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错的——之所以错，是因为……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

越战时，美国媒体一度也曾坚决支持以战争手段解决所有问题，但196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绝不是一种正当的手段。最早反对越战的马丁·路德·金就是基于一种对人的同情，他说：“我们已经摧毁了它们最珍惜的两种机制：家庭和村庄。”反战的越战老兵领袖约翰·克里（后来他成为参议员并竞选总统）则对战争的正义性本身发出质疑，他有一个著名的质问：“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为一个错误坚持到死？”

像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这里大概率会被嗤之以鼻，因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鼓吹战争，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甚至是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手段，只要目的合理，就因此具备了正当性——对这些人来说，“有用的”就是“正当的”，实际上，这就是“不择手段”的真正含义。

更进一步说，这还意味着他们自视正义化身而拒绝反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使用暴力手段辩护。这和家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因为你有错，所以我有权对你实施惩罚，包括动手在内的一切手段都没问题，就因为我判定你有错在先。




战火后的乌克兰城市赫尔松你觉得那些被摧毁的家园和生命令人痛心？那些好战者却可能嗤笑这不过是你软弱的表现。当然，谁都不想成为被摧毁的对象，因此，对他们来说，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强大，在他们的设想中，弱者是没有完整生存权的，只能乞怜于强者。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哲学。

公平地说，这样的人对自己也很无情，只是将自己所遭受到的打击、痛苦归结为自己还不够强大。在粗粝的生活现实中，他们可能从未得到过尊重与善待，当然也就不会这样对待别人。在这信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强权逻辑：“只要我足够强大，就不会挨打；至于那些挨打的，谁叫他们弱小？”

他们的自我形象通常是坚定的，为此就有必要对他人的痛苦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漠然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圣母心”在国内会被污名化为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妇人之仁”。

说到底，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某些宏大的事物凌驾于人之上：相比起家国大事，个体的悲欢根本算不得什么，你要是不够狠，因为死了几个人就哭哭啼啼，那还能成什么大事？

这么想的人相当之多，实际上，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经常可见这样一种叙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甚至必须得残忍无情，下得了狠手，所谓“慈不掌兵”就是这逻辑，也因此才“一将功成万骨枯”。

为了某个宏大目标，个体是完全可以被牺牲的，这一推断要成立，势必基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基底：集体利益高于个体。这就是现在许多人醒悟过来之后嘲讽的：对普通人来说，你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代价”？除了侥幸心理之外，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慕强心态：他们习惯性地代入权力的视角，站在秩序而非普通人这一边，喜欢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实施惩罚。在一个家长制社会，这种心态实在相当常见，可想而知，像这样的人难免带有虐待狂的潜在倾向。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无人机轰炸，2022年9月当下国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在乌克兰战争中力挺俄罗斯，这绝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现实，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相应的价值偏好，只有当更多人立足于普通人、共情个体的处境，并相信暴力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当合理手段，才可能有所不同。

之所以有必要警惕那些鼓吹战争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的观念的有多危险，毕竟怎么想都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如果你要跟他们做朋友，那最好小心一点，对战争的观点是一张可靠的试纸，可以测出那和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

这也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心灵仍然迷恋权力乃至暴力，而倾向于贬低温和、对话和同情，将之统统不耐烦地看作是无力与软弱可欺的表征，对个体更谈不上多尊重。完全有理由怀疑，个体能否在其中充分享受权利与自由。

前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发问：“我唯一的痛苦是：我们为何没有从苦难中吸取教训，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不想再受奴役了。我们为什么一次次遭罪？历史为何依旧成为我们的重负和命运？我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不必有答案，但我们理应去思考。